潘建伟:改革开放、中国梦、科技创新与责任

2021-04-06 14:14

  中国科技网讯 1月4日下午,科技部召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科技领域改革先锋座谈会,邀请巨晓林、孙永才、潘建伟、包起帆、叶聪等改革先锋围绕改革开放40年的亲身经历畅谈体会,并对加强科技创新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以下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潘建伟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向各位领导和同志汇报我对改革开放和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体会和感受。非常有幸,我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总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在讲话中总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百年的探索做了总结:“建立中国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回顾这段历史,我对自身的使命和担当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有非常灿烂的文明和历史,到了清代我国的生产总值大概占世界的30%左右。但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时开始我们经历了西方列强百余年的侵略。其实早在康乾盛世的时候就已经为这一段屈辱的历史埋下了伏笔,清朝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策略,世界同期的科学和产业变革没有参与,错过了融入世界变成科技强国的两次机会。而反观这两次科学和产业变革的起源地欧洲,科学的发现不是由某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单独完成的,通过英国、德国、法国,乃至全世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近代以来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所以我理解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首先是为什么我们中国过去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主要是因为闭关锁国,慢慢与世界先进文明脱节了。

  从那时起,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开始了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最终在中国党的领导下,蒙受苦难的中华民族重新站了起来,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国党的伟大感召之下,一大批留学海外的爱国科学家纷纷回国,希望以所学报效国家。我们中国科大正是我党为“两弹一星”而亲自创办的一所红色大学,“红专并进,理实交融”是我们的校训。科大先后涌现了钱学森、郭永怀、钱三强、赵九章、彭恒武等“两弹一星”元勋。我所在的系是近代物理系,我们的首任系主任是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先生。他是当时所有的华人科学家里面最早看过爆炸的人,充分了解核武器对国家的重要性,所以在得知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用自己的薪水买了很多器件,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祖国,在途径日本期间面对当局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甚至遭遇了牢狱之灾;还有郭永怀先生,在飞机失事时与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用血肉之躯保护珍贵的实验数据。所以有很多外国人都想不明白,我们中国当时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能够完成两弹一星?其实正是由于大批具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为了国家的科技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正因为有两弹一星的基础,我们国家才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发展。所以,老一辈科学家奠定了我们国家稳固的大国地位,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使命。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建国后的数十年,我国总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是脱节的。正如习总所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广大科技工作者继续肩负起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责任,涌现了像入选改革开放40年100人的王选、孙家栋、袁隆平先生等等杰出典范,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过多依赖于要素驱动,真正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有限,面临着“出口一火车衣服换一皮包芯片”的被动局面。这种要素驱动的模式发展到目前,其实已经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巨大困难。面向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局面,党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是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们这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非常重大。

  我在1987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大学期间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量子世界的种种奇特现象令我着迷,从那时起,我就把探索量子世界的奥秘确立为自己长期奋斗的目标。随着学习的深入,我越发认识到向国际先进水平学习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跟国际脱轨很多年之后,我发现我们在当时从文献上、对科研前沿的了解上、对科学发展方向的把握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我在科大读研究生时,看了一些国外的文献之后,我发现很多概念我的有些老师都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着急。而且当时我们看文献,不仅要花比较贵的钱,拿到手之后比国外的最新文献至少要相差半年以上。我们当时也没有条件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缺乏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所以即使是理论研究,我们跟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可能都会相差好几年。实验研究就更加落后。在90年代初,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还不太好,连购买仪器的经费都很困难,很难开展好的实验研究。

  最终,虽然我的英语并不太好,但还是不得不在硕士毕业后选择了出国留学。1996年,我来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师从量子物理实验研究的著名学者Anton Zeilinger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Zeilinger教授时,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但的确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希望改变我国量子科技领域在国际上长期处于跟随水平的迫切心情。此后,我一直为实现这个美好的中国梦而不断地努力着。

  2001年,我回国在中国科大组建了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在中科院、科技部、基金委等科技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实验室发展很快,在光量子信息实验研究领域迅速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多学科交叉领域,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和技术的交叉融合,需要与世界上优秀的科研团体合作并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鉴于此,也是得益与国家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化,我选派了一些优秀的毕业生,有针对性地前往国际一流的团队去学习并开展合作研究。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复兴之路》,心潮澎湃,随即给在国外的学生们发了短信:“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甚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归国为民族复兴、科技强国尽力!”让我感动和欣慰的是,这些优秀的青年人才后来都纷纷回归,形成了一支优势互补、创新能力强的团队。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研究平台,取得了多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我国在国际量子科技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尽了一份力量。特别是由于我国在量子通信方面的技术积累已比较充分,中科院迅速启动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先导专项。Zeilinger教授因此主动提出与我们合作开展空间量子实验。而当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预定科学实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仅奥地利,包括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等众多的西方科技强国,也先后主动请求加入我国的量子卫星项目中开展合作研究。回想起当年Zeilinger教授问我的关于梦想的问题,我深刻地体会到,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科技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我国的科技事业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科技工作者正处在一个不断实现和超越梦想的光荣时代。

  当代的科技创新一方面要聚焦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领域,解决“卡脖子”问题,打破国际垄断和技术壁垒,有效支撑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聚焦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可能催生变革性技术和产业的战略必争领域,占据科技制高点,成为领跑者和开拓者。尤其是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西方国家对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遏制愈发严重。我感受到,在建国初期的困难年代,面对美国封锁、苏联停止援助这样极为不利的局面,老一辈科学家通过奋力拼搏完成了两弹一星的壮举,那么在国家的综合实力已大幅增强的今天,当代的科技工作者在保持开放交流的同时,更应该有自主创新的勇气和敢为人先的魄力,创造引领世界潮流的成果。当初我们提出卫星量子通信的构想时,常常被人问及,美国怎么样?欧洲怎么样?而我们坚信,中国的科技创新一定不能仅满足于跟踪和模仿,我们也一定能做出开创性的成果。

  当今世界,新一轮量子科技蓄势待发,颠覆性创新技术呼之欲出。党和国家远瞩,做出了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的战略决策。让我深受鼓舞的是,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科技部、中科院等科技主管部门一直主动积极作为,推动了量子信息领域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和国家实验室的论证实施工作。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扬敢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力争开启我国量子信息科技研究的“新时代”,为我国引领第二次量子形成先发优势,赢得战略主动权。

  回首以往,我们应该感谢改革开放40年来祖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有机会尽情挥洒自己的抱负和能力,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展望未来,我们科技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立足国内、面向国际,脚踏实地、不辱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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